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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的概念使用与现实的社会建构

2020-10-18 05:27   来源: 未知   编辑:admin   责任编辑:admin

  社会建构论认为,现实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人们往往对现实形成一定的知识(包括观念和信念),并借助常人的日常实践而把这种知识外化为现实(“知识建构现实”)。另一方面,人们所拥有的知识,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知识的社会建构”)。所以,知识往往是共享的知识。这样一种以共享知识来建构现实的观点,可以叫作“知识同义建构论”。但“知识同义建构论”难以解释在自上而下的动员型体制中,同一种话语和概念在不同的人那里被赋予不同含义的现象。“知识异义建构论”则为这种现象提供了分析的视角与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项目号:17ZDA112)的阶段性成果。

  自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①(英文版)于1976年出版以来,词汇分析或关键词分析日益引起文化研究者的注意。的确,关键词内涵的变化,可以折射一个时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但这种分析方法的一个不足是,只看概念如何被各种社会和文化因素所形塑(即概念含义的变迁如何反映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而未能看到词汇本身对现实的建构性或构造性(constitutive)。也就是说,词语的含义是在社会和文化过程中被动态地建构的,但它们本身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对现实也具有建构性。我们如何通过关键词、概念或词汇的使用来建构现实,也属于“现实的社会建构”范式②的研究内容。

  “现实的社会建构”是伯格和卢克曼提出的研究范式。在他们看来,现实的社会建构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人们拥有怎样的知识(观念和信念),就会拥有什么样的现实,因为现实不过是人们的知识借助日常实践而外化的产物。这可以叫作“知识建构现实”。另一方面,人们的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为这些知识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是一种共享的知识。这可以叫作“知识的社会建构”。

  笔者在这里将侧重讨论“现实的社会建构”范式中“知识建构现实”方面的内容。通常来说,知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知识精英内部循环的专业知识,如医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法学知识等。这种知识对社会的建构作用,主要是通过知识精英或专业群体的实践来实现的。大众或常人如果有机会参与这种知识建构现实的过程,也主要是通过履行由专业群体所设计的分工角色来实现的(如普通工人在流水线上做几个简单动作就可以完成工作)。另一种知识是常人知识,即那些被常人所理解和使用的知识和概念。这种常人知识和概念是在大众范围内循环的,它既可以是由常人自己所创造的,也可以是由知识精英所创造,然后扩散到大众或常人那里。例如,金融专业群体所创造的一些概念(如“蓝筹股”“市盈率”),变成了常人(炒股的散户)所使用的日常概念。本文所讨论的“知识建构现实”中的“知识”,是第二种类型的“知识”,即常人知识。

  从常人的角度来看大众在日常社会生活实践中如何使用概念,是分析“知识建构现实”的一种方法。这一视角和方法在伯格和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由此,“知识建构现实”也成为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视角。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看,社会现实并不是如同自然界那样独立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相反,社会现实是由人所构成的,而人有思想、信念和情感,并会使用语言和概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现实不过是人们共享的观念和信念外化的产物③。

  尽管“知识建构现实”的研究者看到了人们之间的观念冲突,但他们论述知识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时,往往有这样的预设:人们用来建构现实的知识是共享的、相同的或一致的知识。笔者把这种通过共享知识而达成共同实践,进而建构某种社会现实的理论,称为“知识同义建构论”。它指的是,人们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所运用的知识,是共同的、同义的、共享的。即使这种知识是由知识精英创造的,在传播和扩散到常人那里后,其含义与知识精英所界定的含义依然是一致的。

  的确,“知识同义建构论”可以解释那些成功的社会改良、和社会运动,如美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案的形成、法国大、美国的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等。但“知识同义建构论”却无法解释那些失败的社会变革,尤其是那些自上而下推行的社会变革。导致一项社会变革失败的原因无疑是很复杂的,但如果某项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计划在层层向下传达的过程中发生了“走样”,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常人对这些计划中的一些关键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与计划制定者所理解或界定的意义发生了偏离,导致这些计划最后发生“变形”。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自上而下的话语动员过程中信息的损耗、递减和扭曲。如果说,信息的无损耗传递和落实是“知识同义建构”过程的特点,那么,信息的损耗、递减和扭曲则是“知识异义建构”过程的特点。我们要问的是,由精英所制定的计划和政策是如何在向下落实的过程中发生信息的损耗、递减和扭曲的?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在自上而下的话语动员过程中常人的概念使用问题。即为什么常人在使用精英提出的概念时,会发生信息损耗、递减和扭曲?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由此引申出的更一般的问题是,“知识异义建构”何以发生?它背后有什么机制?本文从常人的视角出发,分析常人在日常现实的社会建构中是如何使用概念的。为了说明“知识异义建构”过程,下文将先概述“知识同义建构”的主要论点;然后,分析常人的内源性概念的语义控制权和语用控制权的一致性;最后,本文将分析,面对自上而下传播和扩散的外源性概念,常人是如何借助语用控制权实现与来自精英的语义控制权的分离的。

  知识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具有本体作用的观点,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曼海姆等经典社会学家那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④的论述,即包含了知识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韦伯关于新的宗教观念和信仰如何形塑他们的经济实践,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形成的论述,也是知识建构社会这一观点的社会学阐述⑤。曼海姆关于乌托邦观念如何形塑人们的集体实践,从而形塑社会现实的论述,更是关于知识在社会建构中之作用的一个精彩分析⑥。在他们那里,知识不但是因变量(如马克思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且也是自变量(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但首先对“知识建构现实”这一观点做出系统、完整和清晰论述的,当属伯格和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在他们看来,知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但包括“正确”的知识,也包括“虚假”的知识;作为社会建构因素的知识,不仅包括观念,也包括信念或信仰。知识,尤其是抽象知识,主要是由知识精英创造的,而精英创造的许多知识也常常会转化为普罗大众的日常知识。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知识是通过人们的社会互动和社会过程而建构的,同时知识在现实(包括制度和人的主体性)的建构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尽管他们也意识到人们的知识和信念的多元性和冲突性,但他们更强调知识的共享性,或不同行动者之间所拥有的知识的同义性。因此,他们的社会建构理论其实预设了这样的观点:在社会互动中形成,并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知识,是一种共同的、同义的、共享的知识。这种知识在一开始可能出现在小范围,然后逐步扩散,最后通过实践而外化为制度。知识的共享性和知识借助实践而外化为制度,是同一个过程。

  莱布拉克斯进一步澄清了伯格和卢克曼的社会建构概念。尽管他所说的建构对象是科学知识,而不是社会现实,但他区分了两种社会建构:话语建构(如科学发现的话语表述)和物质建构(如实验室各种设备和器材的控制和支配)⑦。这一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当我们把社会现实作为社会建构的对象时,我们需要界定社会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是话语建构的结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物质建构的结果。话语建构和物质建构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莱布拉克斯以情感、动机和态度的社会建构为例来说明,话语建构尽管不同于物质建构,但话语建构会导致物质建构的后果。情感、动机和态度所要指称的对象,并不像“脖子疼”“胃痛”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身体位置,而是一种借助抽象语言建构出来的心理状态。尽管有关情感、动机和态度的概念是一种话语建构,但这些概念或话语却能构成影响人的行为和身体体验的原因。由话语所导致的行为的改变就是物质性的后果,因为身体以及生理反应是物质性的⑧。话语建构于是具有物质建构的效应。在莱布拉克斯这里,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也是共同或共享的(知识)。而只有共享的话语,才能导致对情感的物质建构(如情感性行为的建构)。

  戈根分析了何以社会所建构的知识是相同的。知识是在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中得到建构的。其中,语言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⑨。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语言是一种关系游戏。语言是社会交流的工具,它必须具有共同的含义,才能让社会交流得以进行。相应地,用语言建构的知识,在一个共同体中,就具有了社会性。其中的一个社会性的体现,就是知识的共享性或相同性⑩。戈根进一步指出,知识的这种共同性,并不是因为知识是一种普遍真理,而是因为知识是由社会共同体所建构的,而这个共同体赋予所建构的知识以相同的含义。不同的共同体,往往会对同一个客观对象形成不同的知识。从这个角度看,心理学不是一种普遍知识,而是文化性的相对知识。不但知识具有文化相对性,而且文化本身也是被动态地建构的(11)。

  尽管关于“知识同义建构”的文献还有很多,但上文所引述的基本上表达了“知识同义建构论”的主要观点。需要注意的是,“知识同义论”所预设的社会互动是趋向于合作的社会互动,所以才会导致所建构的知识在含义上是趋同的。然而,人们的社会互动过程不但可能趋向于社会合作,也有可能趋向于社会冲突,或者是既有合作也有冲突。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所建构的知识可能是多元的、歧义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所以,当我们讨论知识的社会建构时,必须搞清楚社会建构过程背后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结构。这种结构既有可能是横向的扁平结构,也有可能是垂直的金字塔结构;既有可能是权力对称的结构,也有可能是权力不对称的结构;既有可能是封闭的结构,也有可能是开放的结构。社会建构过程背后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的结构不同,所建构出来的知识可能也是不同的,它既有可能是同义的、共享的知识,也有可能是异义的、的知识。所以,我们有必要探讨,在何种情形下,社会建构出来的知识是异义的、多元的、彼此背离的。而人们所建构的知识不同,会导致人们依据这种知识建构的现实也是不同的。这就是接下来本文所要讨论的“知识异义建构论”。

  前文说过,现实的社会建构涉及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知识的社会建构过程,这一过程类似于莱布拉克斯所说的话语建构过程;另一方面,知识对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这一过程类似于莱布拉克斯所说的话语建构所导致的物质建构的后果。就后者来说,知识对现实的社会建构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知识精英群体通过他们所创造的知识而直接地建构现实,如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凭借其知识制造,医生凭借其知识为病人治病,律师凭借其知识为委托人打官司。大众当然也可以进入这个“知识建构现实”的过程,但他们未必要掌握这种专业知识,而且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能力掌握这种专业知识。他们只要在职业分工中服从权力精英(如厂长)和知识精英(如工程师)的指示,完成自己的职业角色行为就可以了。第二,知识精英或权力精英虽然创造了某种知识或话语,但无法凭自身的力量把知识或话语转化为现实,而必须通过把这些话语转化为大众或常人的话语,进而通过大众或常人的实践,把话语转化为现实。我们所说的“知识异义建构”,就发生在后一种类型的社会建构中。

  知识建构现实的这两种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涉及大众的参与。在前一种类型中,大众是以分工的方式,从微观、局部参与知识对现实的建构。在这里,大众无须掌握精英所创造的全部专业知识。他们只要具备职业角色的技能知识就足够了。这可以叫作“常人分工参与型”建构方式。在后一种类型中,大众则往往被要求凭借对知识的完整掌握而参与知识建构现实的过程。如果他们不从总体上掌握精英所创造的知识,就不知道应该采取何种行动。不过,大众客观上对这些知识的掌握,往往难于达到完整的程度。所以,为了便于大众有效地掌握这种知识,由精英所创造的知识在传播和扩散过程中,往往会被通俗化,人们常常会借助简单的口号(命题)和概念来概括这些知识的精髓。可以说,在动员型体制中,知识对现实的建构过程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在这里,知识往往由动员型体制中的精英来创造,然后再层层向下传播和扩散。这种知识的传达和扩散过程,就是话语动员过程。这种类型的常人参与知识建构现实的方式,可以称为“常人全息参与型”。

  然而,在“常人全息参与型”知识建构现实的过程中,精英的话语在自上而下传播过程中会出现信息损耗、减弱或扭曲的情况。这一过程,就是笔者所说的“知识异义建构”过程。它导致知识建构现实这一过程所形成的结果,有可能背离精英所期待的目标。因为在动员型或命令型的运动中,精英话语在自上而下的传播和扩散过程中,存在着语义控制权和语用控制权分离的可能性。精英对他们所创造的话语具有语义控制权,但这些话语在向下的传播或扩散的过程中,在常人如何理解和使用这些话语的问题上,精英的控制权减弱或丧失了。换言之,精英不能控制大众或常人如何理解和使用他们所创造的话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语用控制权。

  一般来说,话语的含义越是透彻、清晰和简洁,大众或常人在话语的理解和使用上,就越与话语提出者相同。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2)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表述了语义控制权与语用控制权的关系。话语提出者要控制大众如何理解和使用话语,就必须让他们的话语“彻底”,“抓住事物的根本”。然而,在许多情形下,精英所提出的话语并不具有这种“彻底性”和“根本性”。之所以如此,可能有很多原因,有时是话语提出者(精英)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自己也说不清楚话语的含义;有时是因为精英所提出的话语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它必须要掩盖某些东西,不能过于清晰和彻底,必须保留一定的模糊性;还有一些时候是因为话语提出者要动员的是大众,但大众是多元的,为了最大程度地动员大众,就必须创造一种“最大公约数”的话语,这种话语必须抹去许多具体内容,以回避大众中不同群体或阶层之间在一些具体观点和立场上的分歧、差异和对立,从而使精英提出的话语显得有些“空洞”(如法国大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这种种情形,势必导致话语提出者语义控制权的下降,进而导致其语用控制权的下降或丧失。尽管如此,话语提出者(精英)依然保留着对话语的最终解释权。因此,在形式上,他们依然保留了对话语的语义控制权。

  为了更好地了解语义控制权和语用控制权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常人对外源性概念的使用与常人的内源性概念的使用进行比较。在常人的内源性概念中,常人的语义控制权与语用控制权是统一的。相反,当常人面临外源性概念时,由于知识是精英所创造的,他们不具有语义控制权,但拥有语用控制权。在这里,语义控制权与语用控制权是分离的。大众或常人有时可以借助自己的语用控制权,来瓦解精英对知识的语义控制权。

  常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概念,但常人所使用的概念往往是霍尔所说的高语境概念。人际交流中的语句含义越是依赖于具体的情境,就说明这种交流的语境依赖程度越高,反之就越低。人际交流的含义确认对语境依赖程度高,就是高语境交流,反之,人际交流中语句含义主要由交流语句本身来确定,而不依赖于语境,就是低语境交流(13)。

  我们在使用概念时,都涉及对概念含义是否理解和掌握的问题。但在概念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情形是,我们能用抽象的语言明确地界定概念的含义,并依据这种对概念语义的抽象理解,来判断它所适合的具体场景和情形。换言之,我们使用概念时,只有先在抽象层面上搞清楚概念的含义,然后才能把它应用于具体的情境。在这种情形下所使用的概念,就是低语境概念。学术概念、法律概念或政策概念的使用,更多地呈现为这种类型。另一种情形是,人们无法事先用抽象的语言来定义所使用概念,但却知道概念所适用的具体场合和范围。人们往往依据具体情形来判断概念的适用性,并依据概念使用的具体情境来理解概念的含义。这种情形下所使用的概念,就是高语境概念。换言之,所谓高语境概念,指的是概念的含义只有在具体的语境或具体场合下才明确的概念。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无法明确地用抽象的语言界定什么是“面子”“脸面”“人情”“讲义气”,但却非常清楚在什么情境下使用这些概念,以及什么样的行为可以用这些概念来指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了大量的高语境概念。这种概念的特征是,人们说不清楚它是什么,却明确地知道它不是什么。

  对于常人或大众来说,高语境概念大都是内源性概念。在这种内源性概念的使用过程中,人们找不出谁是概念的具体发明者或提出者,它是集体创造和协商出来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常人似乎都没有语义控制权。但正因为如此,每个常人又都拥有一定的语义控制权。因为每一个常人都是集体中的一员。常人对这种概念每一次的具体使用,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协商这种概念的含义。同时,每一个常人都知道如何结合具体的场景而恰当地使用这个概念。这意味着,常人对内源性概念具有语用控制权。可以说,对常人来说,对内源性概念的使用体现了语义控制权和语用控制权的统一。通过这种集体性的语义控制权和语用控制权的统一,人们建构了具有共同含义的概念。这种通过集体性的协商和交流形成具有相同含义的概念,并借助这种概念来建构现实的过程,体现的就是“知识同义建构”。而知识同义化的关键,在于概念的集体性建构或社会性建构。例如,“面子”“脸面”“人情”“讲义气”等概念就都是常人集体性建构出来的内源性概念。只要是具备了日常社会生活实践经验的人,都能够娴熟地运用这种概念。

  如果常人所使用的概念不是内源性概念,而是外源性概念,结果会怎么样?所谓外源性概念,是相对于常人的视角来说的。它指的是由精英群体(如学者、政策制定者、家、家)所建构的专用概念,包括学术概念、法律概念、政策概念或概念等。只有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的人,才有能力提出这一类专用概念。这种专用概念对常人来说,就是外源性概念。尽管一部分专用概念可以被常人正确地理解和接收(如,“经济”“成本”“权力”“权利”等),许多专用概念在扩散到常人日常生活实践时,却发生了概念含义的扭曲,即,常人在具体情形中运用某个专用概念时,背离了专用概念的原意。

  之所以发生这种概念含义的扭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常人而言,专用概念是外源性概念,它不是常人基于自身的日常社会生活实践而形成并使用的概念。相较于常人的内源性概念来说,常人对外源性概念不但无法用抽象语言清晰地界定其含义,也没有能力在具体情形中准确地运用它。

  在动员型体制中,精英所建构的许多话语,要求在全社会层层贯彻落实下去,并借助大众传播系统向全社会扩散。在层层落实的过程中,常人通常被要求完整地或实质性地掌握这种话语或概念。常人的这种“知识建构现实”的参与方式,就是上文所说的“全息参与方式”。由于精英话语在向下传达和扩散的过程中,常常要求采取通俗和简化的形式,如,常常采取口号的方式。而每一句口号往往只由几个概念(主语+谓语+宾语),或一、两个概念(谓语或谓语+宾语)组成。这种为了提高话语动员效率而采取的知识口号化,就常常会导致信息的部分损耗和减弱。可以说,话语简化和口号化是知识传播和扩散中信息损耗和减弱的一个根源。

  外源性知识在常人那里的传播和扩散出现信息扭曲的一个根源就是关键概念的含义扭曲。那么,为什么内源性概念在常人的使用中不会发生概念含义扭曲,而外源性概念会发生概念含义扭曲呢?这是因为,内源性概念是在常人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的。这种社会互动结构基本上是权力对称型的。因此,互动的各方往往本着有助于社会沟通的方式来协商常人概念的含义。换言之,在内源性概念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基本上是以平等的方式加入概念的社会建构中的。这样的概念来源于社会互动,并反馈于社会互动。所以在这里,语义控制权和语用控制权是同步的、一致的。与内源性概念不同,外源性概念源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结构。精英在建构某种话语或概念体系的时候,既通过媒体向外发布(由中心向周围扩散),又通过科层级别层层向下传达(由顶层向下层扩散)。换言之,外源性概念的创造和流通,是在不对称的社会互动中实施的。在这种自上而下的话语传达和扩散中,精英具有对知识或概念的语义控制权,而常人没有,因为精英控制着话语的解释权。然而,精英无法控制常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理解和使用这些话语和概念。这种语用控制权,落到了常人手里。

  既然在非对称型的话语建构过程中语义控制权和语用控制权发生了分离,那么,常人就获得了一种有利于自己的话语使用机遇:他们有可能借助语用控制权,依据自己的认知,按照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赋予这些外源性概念自己所偏好的含义,并落实到日常实践中去。由于这种话语和概念来自精英,因此,这种概念的“意义走私”(“夹带私货”)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精英甚至无法察觉常人对这些话语和概念的“意义走私”。不仅如此,有时精英所建构的话语和概念的含义本来就具有模糊性。这种语义的模糊性进一步强化了语义控制权和语用控制权的分离。于是,一些外源性概念在日常使用中就发生了含义的扭曲。

  具体来说,在“知识建构现实”过程中,在由上向下的话语传递和扩散中,概念发生扭曲包括三种类型:认知误差性扭曲、谋取私利性扭曲和自我防御性扭曲。

  所谓认知误差性扭曲,是常人因语义理解能力不足而导致的对精英所创造的话语和概念含义的误读,进而出现错误使用的情况。认知误差性扭曲,不是出于常人的主观故意,而是因常人缺乏专业训练而引致的。在一般的日常交流中,常人对精英话语的这种认知误差性使用无碍大局,但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中,常人对精英话语和专用概念的扭曲性使用,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通常这些情形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常人被要求参与某种超出其职业范围的活动;第二,在这种活动中,常人被要求完整地理解、掌握和使用非职业范围内的精英话语和概念。例如,自上而下的运动就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精英话语的提出者所界定的语义,和响应这种话语动员的常人所理解的语义,就有可能是不一致的。

  与认知误差性扭曲不同,谋取私利性扭曲是常人故意扭曲自上而下的话语动员中的话语和概念的含义,以谋求自己的私利。在这种类型的扭曲中,常人有可能客观上并不真正理解这些话语和概念的含义。但不论如何,为了达到个人私利,他们并不在乎精英话语和概念的原意,而宁愿赋予其有利于实现自身私利的含义。

  谋利性扭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私利被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在动员型体制中,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是一种上积极的表现。为引起上级的注意,其中的一个做法就是采取比别人更激进的方式响应上级的号召。在这种注意力竞争中,表现自己“积极”的标准会不断被推高,最终导致上级的号召在实践中被扭曲。

  与谋取私利性扭曲不同,自我防御性扭曲不是为了谋取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自我保护和防御,以免除不必要的被追责或遭处罚的后果。这种自我防御性扭曲未必是对运动的反应,也未必是非职业活动。它常常发生在基层人员对自上而下的“问责制”的自我防御性反应中。在这种体制中,下级被要求执行上级的命令或指示。但在下级那里,并非所有来自上级的指令都会得到严格执行,这不仅是由于精力、资源和时间的限制,也由于下级有一定程度的裁量权。当严格执行上级的某些指示与周边群众利益形成冲突的时候,他们或许会利用这种裁量权来弱化政策的执行力度,从而缓和某些政策对周边群众利益的冲击程度。但是,在某些情形下(如上级采用“一票否决”来追责),下级就往往会趋向于严格执行上级的指令。同时,为了避免被追责,不惜在政策执行上加码。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某些政策在从上到下的贯彻落实过程中,出现了层层加码的现象,以至于到了基层,有时政策贯彻落实的效果就与政策初衷出现了背离。其中的关键环节,就是对政策执行标准的界定和理解发生了变化,下级在解读和落实的过程中,出于自我保护和防御的目的,有时人为地提高了政策执行的标准。可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其实有着语用社会学的根源。

  ①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